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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住久戰疫】安全部:防疫形勢下的舍與不舍

发布时间:2020/2/29 8:50:45

如果不是因爲這場疫情,住久的他們會又度過一個平靜的春節。


安全部的五位領導同事也不例外,做完節前安全檢查,他們有的計劃回家爲女兒慶生,一了爲父憾事;有的計劃陪伴妻兒,團圓過年;有的計劃回鄉祭祖、以解鄉愁;有的計劃在身體力所能及之時,陪陪父母。


但萬萬沒想到,突如其來的疫情像洪水猛獸般打亂了春節的安排。嚴峻的防疫形勢下,巨大的壓力壓在了安全部的五位領導同事身上。





始于大年三十的防疫部署





已過而立之年的趙永強萬萬沒有想到:自己有一天也會像年輕時那樣,在網吧待上近一天。


1月22日鍾南山院士首度表態“存在人傳人”後,原本公衆放下的心迅速被提了起來:口罩搶空、菜場秒光,一時間人人自危。隨後的23日,重慶長安民生緊急召開了防疫工作會議,來自中國兵裝、中國長安的各級防疫文件被迅速傳達到了集團的各個神經末梢。


遠在陝西寶雞老家的趙永強也隱隱覺得有些不安,每日堅持看《新聞聯播》的他從新聞報道中愈發地感受到此次“新冠”病毒的可怕。果不其然,在年三十的中午,他接到了總監宋耀民的電話:鑒于當前的形勢,安全部需要迅速編寫一版公司防疫方案。


趙永強此次回老家,本就沒有帶電腦回去,爲了編寫方案,他中午匆匆吃了一頓“團圓飯”,便急急忙忙驅車前往離家最近的網吧。


當時的情況非常緊急,我們都是憑借以往的應急經驗來編寫第一版的方案”,趙永強如是說道。


同樣焦頭爛額的還有安全部的專員袁菁,雖然自家有台式電腦稍微方便一些,但彼時網絡上對于此次疫情的防護資料還是太少。他只好在一家人其樂融融,共看春晚時獨自回到書房,一遍遍地搜索“新冠病毒”、“肺炎”等相關信息。


大家都盡可能地用搜集到的信息和自己的專業知識,去織起第一張公司防疫網絡。


趙永強最終還是沒能在網吧通宵,新年的鍾聲敲響之際,派出所的民警趕到現場,通知全市所有娛樂場所暫停營業,他只好再次驅車前往幾十公裏外的親戚家借用電腦繼續工作。


淩晨1點,伴隨著《難忘今宵》的春晚歌聲,第一版南京住久防疫方案初稿問世。





防疫形勢下的“圍城”





“出不去,進不來”,這可能是防疫期間最令安全部頭疼的問題。


1月23日淩晨,武漢正式通告封城。隨後,全國各大城市陸陸續續開始跟進,有的實行交通管制,有的限制外地人口流入。趙永強的老家陝西省也不例外,飛機停飛、火車停開......能買到的班次陸續被叫停。眼看著春節將盡,“圍城”態勢愈演愈烈,能否按時回甯成了大問題。


我陸續買了飛機,動車、高鐵......到南京的,到安徽的......結果全部都取消了”,每每提到這,趙永強都顯得特別無奈。


好在他是幸運的,1月29日大年初五,他買到了開往上海的高鐵,隨後又補票輾轉回到南京南。


而其他人就沒有這麽幸運了,其余安全部的同事有的被限制出入小區,有的家門上被貼上封條,統一居家隔離14天,部門內唯一被社區批准可以自由活動的主管孫旭濤,也因病在六合的家中休養。


也因此當趙永強抵達公司時,才發現自己可以算的上“回公司第一人”。


一個人開展工作是遠遠不夠的,萬般焦灼的防疫情形下,孫旭濤只好抱病返崗,與趙永強共同開展實地防疫工作,其余安全部的領導同事遠程辦公,進行支持性工作。


人是勉強夠了,眼下,還有一個大麻煩:物資怎麽辦?


根據重慶總部和公司防疫指揮部的統一部署,春節期間安全部已經聯合采購等部門購置了一批防疫物資,但是由于快遞停運,一部分物資已經到了南京各大快遞的倉儲中心,受疫情影響無法配送;另一部分則“生死未蔔”,連發貨時間都遙遙無期。


多番溝通無果後,他們最終想到的辦法是——自取。


于是從1月31日大年初七起,趙永強就開車奔波于各大快遞倉庫間,無數次的與快遞公司溝通,再取回無數箱消毒水、口罩。


當時情形其實也是很困難的,很多快遞公司受疫情管控影響,都明確拒絕我們自提的要求。我們也是一級級聯系,黨支部、開發區政府也都在幫我們協調,這才把一部分防疫物資運了回來






複工期間的理解與誤解







2月18日,隨著一紙複工批准書的下發,神經緊繃多日的公司領導同事們終于喘了口氣。


可對于安全部而言,更大的困難還在後面。


批准複工的同日,由公司黨支部領導的“疫情防控指揮部”隨即發布了堪稱“史上最嚴”的“綠標准入機制”:在政府統一的健康碼標識外,還將出行軌迹、活動地點、體溫詳情等維度納入機制,上述條件全部滿足方可批准入司,同時還將供應商員工、訪客等全部納入統計。


消息一出,極少數同事和供應商開始表現出不滿情緒:


“我又沒病,讓我交這麽多信息幹麽?”


“你們天天查來查去,很影響我們工作的好麽!”


彼時趙永強轉爲對接重慶總部防疫事務,袁菁從10日起對接政府安監與衛健委,防疫方案改了一版又一版,忙得不可開交。公司員工和供應商/客戶的准入評估工作的重擔就落在了陳能亮的身上。那段時間裏,隔三岔五就會有人來電質問這一做法的意義。


我們也是爲大家好,把不穩定的人和物都攔在了公司門外,大家在公司內就更能安心、高效的工作。”接到這些質問時,陳能亮總是苦口婆心地解釋道,“就像03年SARS後期的北京,大家都知道確診和疑似的病人都已經隔離了,大街上的安全指數反而提高了。我們現在做的也是一個道理。


委屈總是難免的,盡管他解釋的再誠懇,總有那麽一丁點“極端分子”不聽勸。“吵架和防疫,肯定是防疫優先,要有大局意識,這點委屈算不了什麽。



而另一邊,負責上班門崗檢查的孫旭濤也面臨著不小的壓力:隨著客戶複工産能的逐漸提升,公司到崗的員工、供應商數量也逐步增加,而每個人入司體溫測量、綠卡識別又要一定的時間,高峰期總會有排隊的現象。時間一長,不滿的聲音也就出現了:


“你們這麽嚴幹麽?我看隔離XX公司也沒有你們這樣啊!”


孫旭濤是看在眼裏急在心裏,縱使如何提高效率,人手不夠始終是個問題。


好在公司黨支部在了解到這一困難後,迅速組建了一支”黨員先鋒隊“協助,這才解了安全部的燃眉之急。同時得益于新聞媒體和黨支部對于“新冠”病毒的不斷科普和宣傳,越來越多的同事和供應商開始理解這一做法。



舍得了團圓,卻舍不得公司的防疫工作;舍得了寂寞,卻舍不下在公司防疫一線工作的熱情。或許魯迅的那句詩“于無聲處起驚雷”,恰似安全部舍與不舍的最佳注腳。